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

[47] 1975年，Lutz Schmidt 提出消耗理论。能否将其广泛运用于高度复杂的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之上，仍有待观察。

不过原则上，当事人的意志将如此进行：法律行为自成立起应当具有拘束力。与之相反，若行政机关通过作出准予土地取得的许可，判定私人之间的协议与公共利益相符合，则国家并不存在禁止私人执行约定的利益。其中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引发私法效果的国家行为，可以采用援引行政处理相关规定的方式加以规范，但是必须在个案中进行严格审查，以确保援引的合目的性。这使得传统的私法关系在事实层面深受公权力的干涉。对此，联邦德国最高行政法院在2007年11月28日的判决中提出：法律所规定的行政决定过程往往因为规范内容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而变得模糊，对行政决定理解的具体化是如此的困难，以致法院的司法审查会逾越司法裁判自身的功能界限……所以，本院推断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决定特权。

自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受英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兴起新公共管理运动。[34]然而由法院裁判形成的效力待定论在德国法上仅适用于双方（或多方）民事法律行为，并不完全适用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比如企业解雇残疾员工的决定需经行政机关的许可。因而科研经费也有可能与另一项基本权利即受教育权(或教育自由)有关。

立法依赖于政治过程，事实上立法者只要符合程序就可以任意改废法律，不受任何先验原则的制约，这点在法律(人大立法)层面上更加得以体现。当对科研经费作狭义定义的情况下，学术自由是唯一的规范依据。四、国家科研经费制度形成的宪法下限制约 笔者已于本文中厘清了应当用宪法上的学术自由而不是教育自由来指导国家科研经费制度，并且指出了学术自由的积极权利性质(区别于消极权利性质或国家保护义务)是规范科研经费制度的最基本解释来源，还证明了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权利，它尽管确实能给予下位国家立法与政策规范意义上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制约，国家在满足宪法下限制约的基础上，可以对科研经费制度形成进行自由构建。[19]换言之，国家不仅对科研经费制度建设负有宪法上的法律义务，而且公民时刻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司法)监督这种义务的履行。

从实定法规范上说，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也突出强调了国家对有益于人民、具有创造性的科研活动给予经费支持的规范逻辑。首先，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这一规定具有法律意义，可以实际用来规范国家对科研活动的扶持政策，所有的下位法行为都必须遵照该规定，否则承担违宪责任(相对于程序规范说)。

[1]与此同时，科研经费制度建设乃至科研经费的放管服改革不仅需要上述学科的研究支撑，而且离不开法治的支持。过去学界存在受教育权享有主体的争论，即这种权利主要保障的是学生的权利，还是包括教师在内所有教育主体的争论。一方面，前一种观点将受教育权、教育权与教育自由三个概念进行人为割裂，既不符合各国宪法学的通行做法，也没有清楚意识到受教育权的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两面性质。[6]另一方面，如果将教师排除在受教育权享有主体之外，实际上就忽视了教育过程中政府、教师、家长、学生四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学生固然是受教育权的首要保障主体，然而如果忽视国家对教师乃至家长的给付义务(教师制度建设、教学经费保障、教育设施提供等)与尊重义务(尊重家庭教育权利、尊重教师教育自由等)，学生的受教育权实现根本无从谈起。

[27] 况且，国家科研经费涉及财政税收上的制约，国家通过一定标准在同一类型科研活动中有选择地支持某几种项目以及少支持另一类项目并不构成对学术自由的侵犯，也没有法律规范赋予科研人员向国家主张维持现状的权利。抛开宪法中是否应当规定积极权利的立法论不说，既然宪法中已经规定了积极权利条款，如果说这种国家积极义务仅仅是政治道德义务，岂不是认为宪法中存在没有法律效力的条款？宪法既然是法的一种，且被评价为拥有最高效力，那么就必须要认真对待其中的每一条规定、每一处文字，解释学上忽视任何条款的法律意义都是对宪法效力的漠视。第三，从笔者于本文中对程序规范说与具体法律权利说的排斥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然而，基于科研自身规律，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应当保障科研人员最基本的科研经费，换言之，尽管公立高校可以将纵向课题的获得与否与科研绩效奖金挂钩，对获得较多的科研人员给予额外的物质奖励，但是这种奖励应当建立在学科型自由科研经费得以充足保障的基础上。

[8]其中，研究自由自然可以解释为主要保障高等学校中教师的科研活动，然而，许多并不属于大学的科研院所当然也在从事大量的科研活动，理所当然是学术自由的享有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研究是基础性的，也具有局限性，亟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后续深入推进。

1.科研经费制度与科研活动类型的匹配 国家应当根据科研活动的类型配合不同的科研经费制度设计，使科研经费制度与相应的科研活动类型相适应，不可以发生错位，不能提供不适合该科研类型自身规律的经费分配方式。(一)宪法制约的标准和基本特征 既然是从规范上探究宪法对科研经费制度有何制约作用，就不是采用我认为的想当然态度，而是必须要严格依据实定法规范进行论述。

第一，产业型科研活动经费不得与学科型自由科研的经费相混淆。一方面，政策智库型科研是单向型的，即纯粹满足国家政治的自身需要而委托科研人员提供服务的科研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政策智库型科研实际出成果更快、对国家(政府)的直接需求度更高，因而不难想象国家(政府)出于短期利益考虑，天然地希望把更多的经费与资源投入政策智库型科研。一方面，古典意义上的科研活动继续存在，另一方面，企业委托课题、政府课题、重大合作科研攻关项目不断涌现，甚至占据了主流。古典意义上纯粹的科研活动本身是自足自洽的，就像散步、呼吸、唱歌一样属于一种天然的自由，换言之，对真理的探索活动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的允许、鼓励或介入，完全是科研人员独立自主展开的兴趣活动(如对动植物、天象的观察等)。其四，经费使用、成果评价的事后监管主体是企业等社会组织而不应当是学校。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背景下，科研经费的法律治理不再是传统的民法或行政法等单一部门法的任务，而是跨越公法与私法，甚至是不同学科之间共同的历史使命，需要法学与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学科之间的统筹协调。

现实中，这类科研经费大部分已包含在科研人员的工资中(即最基本的科研活动经济保障)。这也意味着学术活动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往往花费大量经费与人力最终得到的是错误(证伪)的结果。

因此，可以对此将科研活动大致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即学科型自由科研、国家计划型科研、政策智库型科研、产业型科研。该文将学术自由的性质分类为消极权利、积极权利与保护义务三种，其中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区分应当是各国共通的宪法教义，保护义务则主要是来自德国宪法学的理论。

[7] 即便如此，学术自由与教育自由的保护范围依然有所区别。[11]例如，参见前注[4]，王德志文。

刘新波、李晨光、于洋：《财政科研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4期。国家计划性科研的目的是国家为了完成一个科学攻关(如粒子加速器项目、疾病研究项目等)，换言之，它的存在依然是基于真理探索的意义，因而检验科研计划成功与否是基于客观事实，仅取决于可验证性、可重复性等实验检验一般标准，这与古典意义上的科研没有本质区别。如此一来，在我国，抽象法律权利说即是较为妥当的方案。[12]然而，这仅仅是解释方法和技术的差异而已，关于我国宪法是否保护学术自由的问题，学界是没有争议的。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9期。[11]当然，我国《宪法》第47条并没有明文出现学术两字，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研究、其他文化活动、教育、科学、技术、其他文化事业等用语，至于如何通过这些用语推导出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学界存在争议。

[5]笔者支持后一种观点，并认为前一种观点是片面的。然而，此处还需区分两种情况，即国家作为举办者的公立高校与科研院所以及民办高校与科研院所，对后者原则上应当由民办主体自由决定产业型科研经费的管理、使用方法，而前者由于涉及公办机构事业单位)性质，需要进一步讨论。

[10]教育自由则包括了对既有知识的教育，这比较多地出现在基础教育、高中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中。政策智库型科研也是一种国家主导的科研活动，并且一般也实行课题制，但是它与前述国家计划型科研的区别在于目的的不同。

大学教师同样是受教育权的保障主体，此点应当明确。不应当实行这种混同和挂钩，既指科研人员的工资奖金不能因为横向课题经费的获得而减少，也不能反过来将横向课题经费的获得作为学校院所科研绩效的依据。其三，经费使用、报销等应当充分依据合同约定，尊重企业意见，不能执行与国家计划型科研和政策智库型科研(纵向课题)一样的管理制度。[3] 科研经费与哪一种基本权利有关呢？所谓国家科研经费制度，顾名思义是国家直接投入或间接鼓励其他主体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和支持。

同时，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对科研经费制度形成产生一定的下限制约。[2]代表性的研究，参见郑毅：《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与学术自由的保障研究——以〈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第25条为切入点》， 《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

这样做实际是忽视科研规律，将真理探索活动当作了国家施政，将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等同了起来。当然，以上四种类型的科研活动仅仅是一种抽象化的归类，现实中，一种科研活动兼具两种以上形态的情形当然是存在的。

另外，笔者也仅仅是从宪法原理与规范出发对未来我国科研经费制度改革与构建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与愿景，并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现行科研经费法律与政策(规范性文件)一一指出当前制度的问题与改进建议。[13]例如，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0章。